一根高粱因长到5.7米高，被称为“神高粱”，引得人们纷纷举香跪拜。这是近日一则发生于山东菏泽某地的事。12月6日，菏泽当地警方表示，已向群众解释，“这是”。目前高粱已被铲除，但仍有群众对“神高粱”生长地跪拜。 因为高粱长高至5.7米而被村民奉为神物，这一案例的，反映出一些乡村群众科学认知的现实，也出当地科普的落后。在之外，在逞一时口舌之快后，更需要反思，为何还会有村民对这一普通的自然现象变得那么自甘伏首跪拜？除了跪拜“神高粱”，其他的一些现象是不是也该反思？ 对于当地群众而言，高粱长到5米可能不多见，是一件奇事，引起群众好奇无可厚非。但从农技人员角度来看，高粱在水肥保障充足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达到5米多的情况，这就不足为怪了。这种信息掌握上的偏差，便导致了当地村民视“不怪”为“神灵”，若再加上一些“不明”群众的被跟风，跪拜“神高粱”自然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开了。 面对这种情况，当地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将“神高粱”果断铲除，这或许从物的实体上消灭了“神高粱”，但并没有将村民意识上的“神”拔草除根，这显然需要做的更多。警方在随后的案情公布中表示，跪拜“神高粱”案件背后可能有人，存在涉嫌诈骗的可能。即使有被人操控的嫌疑，但案件的部分群众思想严重的事实却是不可辩驳的。 有人对跪拜“神高粱”与乡村地域划上等号，事实上，我国众多乡村地区确实存在思想突出的问题，但不能单纯地将思想与乡村划等号。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在内陆地区，思想都在以各种形式存在着。比如往飞机发动机里投币祈福的，往文物井里投币祈福的，请神汉巫婆治病的，大有人在，即便经管理人员也无济于事，这也反映出科学普及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对于跪拜“神高粱”一事，当地既要果断铲除“神高粱”，还要查查谁在背后从事违法行为，更重要的是要继续加大科学普及的力度，铲除思想的土壤，不给思想以及有违科学的思想以苟活的空间。这不仅需要科普人员的积极参与，也需要广大群众的主动参与，缺乏任何一方的努力，对跪拜“神高粱”的治理，都将是一厢情愿。（张立） 近日，浙江诸暨警方接到一起某销售低价商品的电商平台涉嫌销售假冒洁丽雅毛巾的报案，经过缜密侦查，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并顺藤摸瓜，捣毁一个位于省高阳县的制作，该半年生产假冒伪劣毛巾的货值达七八百万元。据了解，假冒伪劣毛巾一般采用再生棉制作，且涂抹上了劣质染料，对人体皮肤尤其是儿童皮肤巨大。 在制假现场，警方共查获假冒洁丽雅毛巾3万5千多条，洁丽雅吊牌28万个，洁丽雅水洗标33万多个。这些虚情假意标注着“100%棉、一等品、检验合格”等字样的仿冒毛巾，很可能质量、甚至有毒有害。毛巾是直接接触皮肤的商品，这些成千上万的“正品毛巾”以极低价格混入市场，一旦流向千家万户的洗漱间，不啻于买回天天擦脸的慢性有毒品。 制假售假的生产者罪得其咎，那么，为之提供低价倾销平台的经营者可以置身事外吗？电商平台大浪淘沙，“流量明星”也曾如烟云过眼。当年风靡一时的“聚美优品”，折戟在假货的汪洋大海；今日的售假平台，似乎仍不缺接棒者和重蹈覆辙者。假货就是假货，没有任何情理的通融可以让其跳脱原罪的逻辑。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共识：第一，低端商品不等于假货。有钱人青睐专卖店，没钱人光顾小摊贩，但在市场之中，任何交易都应该商品与服务的诚实信用。简言之，低端市场可以卖比洁丽雅更便宜的毛巾，但不该成为“毒毛巾”的法外之地。 第二，电商平台须为假货承担更为清晰的责任。假货离不开“助假为虐”的实体或虚拟交易市场。整改秀水街、整顿华强北……说到底，既是知识产权使然，亦是保障消费权益使然。实体销售地可以整顿，那么假货的电商平台该不该清理呢？即将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强化平台责任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求平台对商品或服务的提供方实施更严格的审查。比如在毒毛巾事件中，如果相关涉事平台重点核实相关资质与证明，这些虚假的“毒毛巾”又如何能成为“畅销品”？ “跌穿地心的价格”与“跌破眼球的假货”大概率上是正向关联的。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常年便宜到价值边缘以外，莫非价值规律已然失灵？其实，有时候失灵的不是规律，而是规矩。如果部分电商把假货当生意来长线经营，自然要追问：监管的“肌肉”和“牙齿”在哪里？ 2017年中国网购人数超过4亿人，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移动支付额超过7亿美元。当此语境之下，如果电商平台不能为假冒伪劣关上最后一扇窗，任性奔跑的“毒毛巾”迟早会溜到我们每个人的身旁。（邓海建） 身为4岁幼儿的母亲，我深感育儿上最艰辛的时刻，莫过于产假结束、重返职场的头三年。一方面是初为人母的不知所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1-3岁婴幼儿的“幼无所托”。根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以上海市为例，目前当地能为2-3岁幼儿提供托育服务的学位数，仅占全市同年龄段幼儿总数的8%。市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公立园、普惠性幼儿园的入园年龄被严格限定在3周岁以上。从全国范围来看，0-3岁的婴幼儿幼托服务，始终是公共保障服务未能覆盖的盲点。 目前，这块需求潜力巨大的市场空白，只能由私立园暂行补位。然而，囿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收费标准和办园政策指导，婴幼儿幼托市场不仅鱼龙混杂、师资良莠不齐，而且长期处于学位供给不足的状态。以我所在的市朝阳区为例，我家附近为0-3岁的婴幼儿提供幼托服务的，收费多在每月7000元左右，费用之高也非一般工薪阶层所能承受。 严格入园年龄、公立园取消“小托班”……这些政策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双职工家庭的育儿焦虑。这部分家庭要么寻求年迈父母的帮助，“啃老式”育儿；要么找保姆育儿嫂小时工，“托付式”育儿。可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二孩”政策的全面落地，人口结构改变导致的家政人员薪资暴涨，这些育儿道都存在难以为继的隐忧。因此，想要化解部分底“不敢生不愿生”的担心，有必要从公共服务保障的角度，重启开设“托班”的试点工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做到“幼有所托”，以期对我国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有所镜鉴。以挪威为例，该国孩子年满1周岁，即可入园。3岁以下的幼儿，都在混编班。混编班每班不超过20人，每位老师最多只能4个婴幼儿。挪威幼儿园不立私立，相关信息全部上网，家长网上即可登记幼儿信息，按报名先后次序录取。虽然挪威人工和物价都很高，但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幼儿园却收费低廉，之间的价差则由补贴来弥合。 当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成为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谁能从最大程度上为育龄人口解除后顾之忧，提供友善的育儿和完善的托育服务，谁方能打赢人口问题这一役，实现国家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对于工作强度大、加班成常态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而言，想要化解人们的生育焦虑，尤其需要从0-3岁的婴幼儿幼托服务入手找到突破口。 就在上月，上海市已破题之举，要求90所新建或改扩建的幼儿园有条件的需配置托班，鼓励办幼儿园创造条件开设托班，同步对开设托班的办幼儿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可见，各地已经开始尝试打破政策的坚冰。 婴幼儿幼托服务的前提是保障幼儿身心安全，保障则是清晰的政策指导和有效的监管。在这一领域加大政策性投入，例如提供税收优惠、场地支持、师资培育扶持等等，是事半功倍之举。多管齐下，综合发力，方能以“幼有所托”为利器，将人们“不敢生”的焦虑化于无形。（白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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